行业观察 | 彭青龙：人工智能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困境与出路

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入。从18世纪以牛顿力学和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到19世纪、20世纪分别以电磁力学、量子力学和电气技术、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二、三次科技革命，再到21世纪以智能科学和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人类社会总是在科技变革中不断进步。相比前三次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不仅带来了新的产业革命，例如，一大批高科技公司或者与新科技密切相关的新行业、新业态应运而生，蓬勃发展，而且带来了文化教育创新发展的机遇，例如，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智能教育理念的革新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升级换代，无不彰显出科技革命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社会业已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深度学习、远程办公、无人驾驶、自动支付等体现新技术进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成为新常态，可谓科技革命的必然结果。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冲击正在显现，并有可能重塑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 GPT的升级换代和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发布，使人工智能技术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尽管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所造成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存在不同看法，但基本一致的观点是，人工智能将对高校管理体制和机制，教育教学的内容、方式和手段，教育资源，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评估和评价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发挥驱动作用。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3年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从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五个维度，概括了人工智能正在形塑全球高等教育的15种未来趋势，其核心要义主要集中在教与学的变革上。中国教育部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旨在“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教育部2018)。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提出“依托‘双一流’建设，深化人工智能内涵，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水平，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2020)。Chat GPT发布后，国家迅速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作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网信办2023)。这些文件表明，中国十分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与此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学科门类中新增“交叉学科”门类，在高校专业目录中也增加了“未来机器人”“数字人文”等本科专业。无论是新增的学科门类，还是新增的专业，都充分说明了中国高校的学科和专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人工智能技术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是造成危局或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外国语言文学属于人文学科，人文性是其基本属性。近年来，随着新文科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跨学科属性日益增强。人工智能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冲击主要表现在“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

就“显性”影响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对翻译、语言学、文学等学科和专业方向的影响是直观而现实的。尽管不少学者认为，机器翻译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翻译，高端翻译仍然需要人工翻译，但随着机器翻译质量的提升，其应用领域和场景越来越广泛。例如，百度翻译经过十多年的研发，其技能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翻译，甚至同声传译都能应用自如，且准确率较高。固然，这些所谓的“准确率”取决于领域和语种之间的转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完善，智能翻译对翻译学科和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挑战。因此，不谙熟翻译学科的人士，经常会发出“翻译专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等之类的疑问。与翻译直接关联的语言学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挑战。一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教学与研究也通常具有人文属性。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语言学的科学属性超越人文性而备受重视，谈论语言是一门科学的话题渐成主流，计算机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数据语言学、统计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领域，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追逐的学习与研究对象。这种变化直接带来了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文学的人文性显而易见，但数字人文的兴起，打破了传统人文的研究范式和知识生产方式，计算式或数字化人文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前沿。即便是过去“文学作品是作家个人艺术想象的结晶”的观点，也被人工智能技术颠覆。例如，日本作家九段理江日前凭借小说《东京都同情塔》获得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她在获奖后承认，小说中“有5%左右的文字直接取自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周晏2024)。另外，机器人微软小冰已经出版了多部诗歌集，甚至不少诗歌的质量都不亚于自然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Sora的出现更是对视频的人工制作带来了不小的“震动”，这是否意味着影视行业将不再需要编剧、导演和字幕翻译员了？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再加上政策的变化，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带来招生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不少媒体对此的炒作，愈发加重了人们的“学科焦虑”和“专业焦虑”。例如，澎湃新闻曾用“人工智能来袭，英语教师‘遍地’，英语专业毕业生如何自救”的文章标题，来渲染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现实困境。近年来，随着“英语推免生”政策的取消和“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招生和就业面临困难。执行了多年的“英语推免生”政策于2023年在非外语院校正式结束，这使得过去依靠该政策，从全国各地外语学校获得优质生源的高校，不得不通过高考招收英语类专业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不少“双一流”高校的英语招生情况不甚理想，外语类院校也不得不大幅度降低投档分数线，才能达成招生指标。有些学校由于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只好通过“调剂”来填补空缺。招生情况恶化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与就业形势严峻不无关系。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双减”政策的冲击，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降低。“根据教育部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英专生’主要就业去向包括教育业(占比39.8%)、制造业(占比7.8%)、金融业(占比6.2%)，其中教育行业吸纳人数最多”(敖竹梅2023)。实施“双减”政策后，很多“英专生”无法像往常一样在培训学校找到工作，这使得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严峻的招生和就业形势，使得不少高校开始把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调整出去，或者压缩其招生规模。教育部公布的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32个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被撤销了(教育部2023)，其中不乏“双一流”高校。中国科技大学撤销英语专业的消息引发了网络热议，冲上了“热搜”，相关部门不得不出面进行解释。也许部分高校撤销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原因很复杂，但至少表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发展面临着危险的局面。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给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发展也带来“隐形”的压力，使得学界在“守正与创新”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应该坚守人文属性，主要教授好外国语言学和外国文学等核心专业知识，这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走“新文科”的发展之路，注重文文交叉和文理交叉，培养更多的跨学科人才，以应对时代的变化。事实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在7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存在“间歇式”争论。例如，在1998年前后，外语界就对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进行了讨论。2013年前后，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制定“国家标准”和“教学指南”时，又对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属性和培养方案进行了研讨。虽然最终都以“大纲”和“指南”的形式对社会公布，但是分歧和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以及“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等交叉学科的设立，似乎为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内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也造成了如何对接、优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与之相匹配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更关乎招生和就业等核心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引发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其发展速度之快，到了我们必须认真应对的程度。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危机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致，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它的影响，并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发展的现实与前景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大变局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析其中的原因，找到自身发展的路径。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面临的危局和困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不仅应该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深刻洞悉其演变的缘由、规律和特征，而且应该将其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现实场景中，才能看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本质和趋向。

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即强调社会学属性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阶段(1949—1978年)、突出人文属性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阶段(1979—2020年)和注重跨学科属性的融合型人才培养阶段(2021年至今)。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并不活跃，因此，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人才需求并不大，高校培养的外语类专业人才基本上是报关员和翻译等人才，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尚未建立。1952年，依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董鲁皖龙2019)，教育部对高校进行了全方位的院系调整，把民国时期的“英美模式”改造成“苏联模式”的原则，这种高等教育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由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加速，国家急需一大批理工农医等专业人才，人文社会科学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在此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基本上是以俄语为主，英语等通用外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数量十分有限，只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和语言类院校招生，培养的外语类专业人才多被分配到资料翻译机构和海关等单位。在此期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更是受到了严重冲击。

改革开放40多年，国民经济对外语人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国重启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学知识的热情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学习新知识并投入现代化建设似乎成为共识。高考政策的调整与引导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79年高考外语成绩按照10%计入总分，到1983年100%计入总分，再到现在外语被列为必考科目之一，中国社会对外语的重视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再加上国家引进了英美国家托福、雅思等标准考试，一时间“英语热”“外语热”和“出国热”成为时代标签。在这些热潮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巨大需求使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对外开放的外在需求，都为包括外语专业在内的一大批脱颖而出的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教育部也因应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引导各高等院校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持续助力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不断推出相关文件，促进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在内的改革和创新。以英语类专业为例，2000年和2020年教育部分别发布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指南》，其规范性和指导性意义不言而喻，令人遗憾的是，在执行文件的过程中，专业设置雷同的情况十分严重。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注入了动力和活力，然而，过度的规模扩张和“千校一面”的培养模式，也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发展埋下了隐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造成危局和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前两个阶段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主要是内部原因所造成的话，第三阶段的融合型人才培养则是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相互叠加的结果。就国内形势而言，国家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之后，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内的“新文科”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20年，教育部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积极倡导文文交叉和文理交叉等跨学科融合，其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新文科”既是学科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现实世界推动高等院校学科交叉融合的必然结果。作为知识总称的学科，其内涵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18世纪蒸汽技术时代的学科知识，跟19世纪的电气技术、20世纪的信息技术和21世纪的智能技术时代的学科知识都有显著的不同。进入知识大爆炸时代，致力于“真理本身的价值和对真理追求的价值”(希尔贝克1988:27)的传统文科内部知识生产模式，让位于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新知识生产模式，而后者往往是在学科外部寻求关系，即借助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解决日益复杂的现实问题。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就必须不断优化学科体系，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文科”是突出交叉融合的新理念和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更是培养跨学科人才的新模式和服务社会的新方式，其核心要义是通过文科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正是基于此，国务院学位办于2021年启动了十年调整一次的学科目录，增加了文科一级交叉学科，如“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等。一级交叉学科的设立，是落实“新工科”“新理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的核心措施，对于推动包括新文科在内的交叉学科建设具有战略性和指导性意义，对于培养融合型人才更是具有现实意义。

就国际形势而言，中美之间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竞争对“新文科”建设、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点。尽管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例如，美国对中国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公司进行了多达数百项的制裁，在芯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更是施行全面打压的政策。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硬实力的打压，国家不得不调整相关教育政策和资源分配方式，优先发展理工农医学科和专业，减少了对文科的招生和投入。这就形成了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发展不利的环境。

不过，这种“变局”在给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发展的机遇。诚然，经济贸易中的单边主义，科技领域的人工智能迭代趋向，以及文化教育领域中软实力竞争的增加，确实使世界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竞争就意味着压力，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是摆在外国语言文学界同仁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倒逼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是要抓住“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所带来的机遇。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妖魔化中国，致使中国形象受损，不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为此国家提出要增强国际传播效能，全方位传播中国文化。例如，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要求着力培养跨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具有多语种的优势，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大有用武之地。

三是要抓住自主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机遇。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的重大任务，也是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在内的所有学科和专业的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历史实践证明，民族繁荣和国家强盛必须依靠自身的知识体系才能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伟业。例如，英国和美国在建设世界强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拥有他们各自的知识体系，引导全社会为实现“帝国梦想”而奋斗。当然，中国不会走英国和美国依靠掠夺他国财富而发展壮大的老路，而是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勤劳智慧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要充分借鉴和吸收有利于强健母体文化的世界各国先进成果，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是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成果的重要依托，将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是要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

新质生产力主要借助第四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突破，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配置，对产业进行深度迭代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其中劳动者素养的提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和新业态的革命性变革，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理工农医的人才，而且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特别是文文交叉和文理交叉的人才。无论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企业在国内发展，还是走向国际，都离不开外语的支撑。即便是以算力、算法和语言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也离不开语言文化知识的基础性支撑。中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战略性产业和未来产业，孕育着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巨大需求和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时代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实质上反映了高等外语教育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现实。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既有学科和专业自身盲目发展和扩张的原因，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硬实力比人文软实力更显迫切的需要所致。这种困境是暂时的、发展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认识到越是科技发达的时代，越需要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越是同西方国家竞争，越需要改革开放；越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成果，也越需要外语教育的支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所面临的危机也是其转型发展的机遇。只有主动拥抱科技所带来的机遇，结合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才能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

任何一个学科和专业必须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找到自身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路径，才能焕发出体现自身价值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换句话说，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宏阔的格局和视野，自觉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方能找准定位，摆脱因科学技术变革而带来的困境。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在新一轮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必须转变乌托邦式的“纯粹型”人文教育理念，以数字技术赋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内涵，多元化地培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文科外语人才。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树立科学合理的教育理念，才能制定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人才培养方案。传统的认识论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出发点、过程及其归宿，遵循着高等教育自身的逻辑，体现高深学问的本性”(刘振天2014:2)。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历史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互为外部环境关系，并且“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受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左右和支配”(刘振天2014:2)。近年来，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内的文科之所以被社会诟病，甚至出现文科“无用论”的争议，根本原因是文科与科学和现实社会相脱节。因此，在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改变着现代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的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必须主动拥抱科学技术，将人文性和科学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科”外语人才。

事实上，人文与科学教育相脱节的争论并非“新鲜”之事，只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现象就显得特别突出。如果不解决这一顶层设计的理念问题，就无法落实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柯勒津治与边沁之争”“阿诺德与赫胥黎之争”“张君劢与丁文江之争”和“利维斯与斯诺之争”等，其焦点主要围绕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是遵循科学的标准还是人文的标准而展开。这些争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反思，但人文与科学长期割裂的现实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显而易见的是，科学和人文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体两翼”，过度强调一方而贬低另一方的价值都十分有害。理想的状态是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为满足人类社会追求高质量生命和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而服务。在人文教育中增加科学素养，在科学教育中增加人文素养，不失为弥补两者短板的有效举措，从而为解决社会经济现实问题打下良好基础。正如郑永年在一次访谈中所言，“我们现在的文科与社会经济的脱离太严重了，形成了‘两张皮’的局面——学习的内容是死的，与现实不相关。对于新文科，一定要思考怎么跟社会经济，跟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郑永年2024)。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跟社会经济和技术结合并不是削弱其人文价值，而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紧跟科技前沿的明智之举。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界同仁常常把守正与创新对立起来，甚至过度强调守正，似乎学好语言学和文学才是“正统”，才能体现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学习语言文学以外的东西，特别是数字技术之类的东西都是“旁门左道”。按照这一理念，全国所有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都只能学习外国文学、语言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读莎士比亚和语言学经典，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守正。应该承认，这种思想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其坚持人文性的立场，会在部分高校的学者中产生共鸣。然而，若“一刀切”地要求所有高校都学习语言文学，不顾及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要，就可能导致学生无法找到工作。尽管我们不能说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遇到的就业困境，是因为过度强调人文性或者所谓的“守正”，但至少表明所培养的人才质量未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发展定位不仅要有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担当的气魄，而且要秉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特色发展理念。所谓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担当，就是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做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者，中外人文交流的实践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护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看待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充分认识其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中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同时，不同高校要依据国家、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结合各自的学科传统优势，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据统计，中国高校有3,000多所，其中有1,000多所设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这些高校中有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语言类院校和财经类院校等。由于不同高校有其自身的学科传统优势，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彰显优势和特色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综合类高校拥有多学科的文科优势，可以大力发展语言文化专门人才和“文文交叉”的跨学科人才，理工类院校注重科学素养，可以发展文理交叉、文工或者文医交叉的跨学科人才，师范类高校可以在培养外语教育跨学科人才上发力，语言类院校可以借助多语种优势，培养语言文化人才和复语人才，财经类院校应着力培养具有财经行业特色的跨学科人才。诚然，各个高校可自主决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和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但国家需求、地区需要和学校优势是任何学科和专业发展都必须考虑的重要尺度。需求是源、特色是魂、质量是命，只有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特色发展之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必须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新要求。科技素养和数字素养已经成为21世纪人才的基本素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迭代和大数据技术的成熟，我们已经生活在数字社会中，如何拥有数字化生存能力和提升数字素养是我们面临的考验。数学知识、统计学知识、大数据挖掘知识、计算机编程和软件使用的能力，制作小视频的能力是每一个大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科技素养。“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认为一些基本的思维能力是应该具备的，如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等。除此之外，用计算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通过编程的方式去建模和求解，也应该成为未来社会生存的必备能力”(彭青龙2021:7)。这就需要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在内的文科都要开设通识类科技人文素养课程，如科学思维、人工智能概论、数字人文导论、大数据挖掘与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统计学、机器翻译等。这些课程既可以作为通识课为所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学生开设，也可以将其视为微专业，供有兴趣的学生选择。有条件的高校，特别是招收理科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还可以开展校内学科融合专业。例如，外语+人工智能，外语+大数据等，或者直接开设数字人文和语言科学专业。

也许有人认为，外语+其他专业，会使得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人文属性减少，甚至沦落到仅剩工具属性的地步，成为名副其实的“他者”。保持特定学科和专业主体属性固然重要，但必须服务于全人发展、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引起了人才培养内容和方式，学习方式、测试和评估方式的巨大变革，其赋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的深度和广度会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而不断显现，适应技术进步而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实际上与全人发展，适应社会、国家需要的思路一脉相承。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始在此领域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复旦大学的英语专业+计算机已开始招生；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的语言学方向侧重于语言病理学，已培养出了不少毕业生；青岛大学的英语专业(语言大数据)创新实验班实现了培养精通语言、掌握技术的跨学科创新型人才的办学目标等。

培养数字外语人才的关键在于教师。外语教师要主动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自觉提升业务水平，特别是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能力。在此，提出教师发展的新四用原则：一是更大力度的古为今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如何将中华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已有不少学者在探讨新文明形态论、全人类共同价值论、文明互鉴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等，需要进一步开展体系化研究。二是更加深刻的洋为中用：中国式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借鉴世界先进成果。我们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绝不是仅仅止步于了解西方文化知识的表层需求，而是为了使我们的母体文化更加强健、更加富有活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近代的“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的历史与实践都体现了洋为中用的本质要求。三是更加包容的科技新用：第四次科技浪潮所带来的革命性和颠覆性变化，不仅在百姓生活中感受深刻，而且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数字化、智能化是一种趋势和潮流。尽管我们依然可以开展传统式的教学与研究，但仍然无法漠视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冲击。与其被动地接受，还不如主动拥抱科技，让科学技术成为我们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推动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升级换代。四是更加务实的学研致用：外语教育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投入大、效率低，故而出现了所谓的“无用论”“权重论”和“取消论”。毫无疑问，这是短视的、狭隘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等方面与国家需求、时代需求还有差距。

为了践行上述原则，需要发挥教师个人、单位和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通过建构和完善教师发展的评价体系，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就教师个人发展而言，目前存在着自我发展意识不强、知识更新速度不快、教学科研方法不当、专业能力不足、职业素养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只有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自觉地将个人职业成长与学校的发展、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昌盛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才能更好地顺应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革，并从知识、能力、素养三个方面自觉提升水平。就单位和学术共同体而言，学科壁垒已经严重阻碍了教师跨学科能力的提升，学院和学科之间的教师“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需要单位通过制定激励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支持教师参加学术共同体组织的教师发展专业培训，增进学术交流，鼓励教师申报各类教学科研项目，提高教师的学科视野和跨学科交叉能力，尤其是文理交叉、文工交叉和文医交叉的科技人文能力。实践证明，学科增长点和学术创新点在于学科的互联互通和交叉融合，也是当今世界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向。此外，科学合理的教师发展评价体系也是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如何制定体现人工智能时代特征的跨学科和跨专业评价标准，引导教师大力开展交叉研究与人才培养，是迫切需要单位和学术共同体共同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外语教师、学科和专业的转型发展、融合发展是摆脱现实困境的出路。具体来说，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培养数字外语人才或者智能外语人才。这就需要外语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跳出传统思维模式，主动学习，不仅要阅读本学科和专业的书籍，而且要阅读跨学科书籍，甚至有关人工智能、语言科学、数字人文等文理交叉的书籍，掌握学科和专业的新动态，特别是新理论、新技能、新方法，从而为培养数字外语人才或者智能外语人才储备知识和力量。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外语教师不可能是“万能”的，需要借用“外脑”为我所用。即要开门办学，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优质资源，协同办学，融合发展，培养兼具人文和科学素养的数字外语人才，争取早日探索出一条具有外语学科和专业特色、彰显人工智能时代特征的新型发展道路。